葉劍英深諳軍事統戰之道，他認為，抗戰是一項全民的事業，一定是要有最深厚的民意支持為基礎。他的格局非常寬廣，不止將統戰范圍局限于軍界，而是將其面向社會各個階層。
保持和民族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知識界精英緊密聯系。1936年11月，國民黨當局制造“七君子事件”，中共迅速在全國掀起一場營救運動。“七君子事件”后，葉劍英與民主人士形成良性關系。1937年10月，沈鈞儒等人就設立民意機關問題和葉劍英多次溝通。葉致電毛澤東等人，就民意機構名稱、職能、權限等內容提出自己的建議，并告知，此建議已獲“沈等及各方面”重視，請即考慮這問題。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桂林一度成為抗戰大后方，大量文化人和社會知名人士云集與此。1938年至1939年，葉劍英多次到桂林作報告，鼓舞民眾抗戰士氣。曾親身聆聽葉劍英演講的潘超回憶：他在講話中不時插幾句廣東話，講得有聲有色，會場十分活躍，一掃過去“速勝論”和“亡國論”的錯誤思想。葉劍英還應千家駒等民主人士邀請，專門去廣西大學、桂林生活教育社、桂林青年座談會、生活書店同仁自治會等社會團體，參與時事討論活動。
1940年10月，國共在蘇北發生摩擦事件，為消除民族資產階級和中間力量疑惑，毛澤東向周恩來和葉劍英發電報，要他們對黃炎培等江浙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加以聯絡爭取工作”。1941年1月，葉劍英遵照中央指示，主動與梁漱溟、沈鈞儒、鄒韜奮等民主人士交談，向他們揭露真相，統戰活動在民主人士間產生明顯效應。中間人士及中間派對國民黨很失望，章伯鈞、左舜生等人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和國民黨左派，與我黨合作，進行民主及反內戰運動。
加強與愛國華僑交往。在國統區，葉劍英多次在報刊上發表公開信，向廣大華僑宣揚八路軍抗戰事跡，動員他們為國效力。1939年3月，他和周恩來、潘漢年、廖承志發表《第八路軍致華僑社團的公開信》，向廣大華僑介紹八路軍抗戰事跡，敬希“諸公領袖同僑”，“迅速動員當地全體僑民，予以有效之援助，我八路軍健兒，誓與日寇不共戴天”。他還曾多次代表八路軍辦事處會見華僑代表，接受海外華僑捐贈給八路軍的物資。1940年，他多次在重慶會見南洋僑領陳嘉庚，希望陳能將國內抗戰的真實情況告訴海外廣大僑胞，繼續鞏固國共合作抗日中發揮重要作用。
結交宗教界愛國人士。葉劍英在擔任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副教育長期間，廣泛與南岳當地佛道宗教人士接觸，他在充分尊重宗教教義的基礎上，將佛道理念與抗日救國的理論巧妙地結合起來，以此來感染僧道，激發其愛國熱情。由于方法得當，加上其獨特的人格魅力，葉劍英很快在南岳結交了一批宗教界愛國人士，他們開始認同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思想，還發起組織一個名為“南岳佛教救國協會”的團體，用以團結南岳宗教界的抗日力量。葉劍英得知后，主動提出將“南岳佛教救國協會”改為“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兩字之差，卻令佛教寬容博大的教義得以更加彰顯。協會成立時，葉劍英應邀出席成立大會并發表演講，號召佛教人士像佛一樣去普度眾生挽救民族。（摘編自11月28日黨史鏡報微信公眾號 謝濤 周競風/文）
信息來源：中安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