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推動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隨著全球經貿格局深刻調整、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進一步上升，世界經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把握世界大勢，多次強調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把“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健全”列入“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對“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作出戰略部署。這些重要論述和部署要求，既是立足當下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主動作為，又是著眼長遠、引領全球合作的戰略謀劃，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指明了方向。
深刻領會重要意義
從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經濟特區，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和推進自貿試驗區建設，我國經濟在開放中實現歷史性跨越，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跡，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取得顯著進展。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正是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條件下實現的。推進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必須依托更高水平的開放。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穩外貿、穩外資。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21.79萬億元，同比增長2.9%，其中出口13萬億元，同比增長7.2%；進口8.79萬億元，同比下降2.7%。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我國外貿逆勢破局、韌性凸顯，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和旺盛活力。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不僅是順應經濟全球化大勢的主動選擇，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離不開同世界的廣泛交流合作。只有更大力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才能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重構中搶占先機。從國際層面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部分國家推動“脫鉤斷鏈”，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只有堅定擴大開放，才能以自身發展促進世界合作，以合作共贏化解封閉保守帶來的風險。從國內層面看，外貿、外資在推動產業升級、科技進步、就業穩定中具有獨特作用，通過擴大開放，有助于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快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從治理層面看，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對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精準把握豐富內涵
進入新時代、邁上新征程，國內外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我國既面臨保護主義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挑戰，也擁有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體系等優勢。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豐富內涵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聚焦制度型開放。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著力點。從歷史進程來看，我國對外開放經歷了以市場換技術等探索階段，正逐步邁向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系統構建階段。相較于傳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制度型開放不僅關注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的自由流動，更注重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層面與國際高標準接軌，助推開放實現質量和效能的整體躍升。其中，規則提供制度框架和法律約束，規制強調市場準入和行為規范，管理關乎制度執行和行政效能，標準則為商品、服務和技術提供統一標尺，四者相互嵌套、協同推進，構成制度型開放的整體體系。
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制度型開放仍面臨一定的挑戰。一方面，全球范圍內，部分主要經濟體圍繞數字經濟、綠色轉型、供應鏈安全等領域重構規則體系。另一方面，我國在涉外法律制度、貿易規制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在此背景下，推進制度型開放需堅持問題導向，明確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攻克關鍵難題。要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實施，積極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等相關進程，提升我國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與調整的能力；加快關鍵領域規制改革，圍繞數字貿易、綠色低碳、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重點領域，構建符合國際標準又適合國情的規制體系；提升標準國際化水平，統籌“走出去”與“引進來”，增強技術、產品與服務的標準兼容力、影響力；構建企業合規治理體系，完善面向中小企業的制度培訓、法律支持和出口服務，提升經營主體國際競爭力。
第二，拓展開放領域的廣度和深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開放的層次和廣度不斷提升。但與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開放領域還需進一步拓展。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這既體現出我國對外開放的戰略主動性，也展現了以自身開放引領全球共同開放的責任擔當。
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近年來，自貿試驗區等開放平臺不斷擴大覆蓋范圍，從東部沿海向中西部內陸地區加快延伸，22個自貿試驗區構建起覆蓋東西南北中的“雁陣”，“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全面開放格局正加快形成。在優化貿易布局、鞏固傳統市場的同時，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實施RCEP等深化新興市場合作，推動開放網絡更加多元、更富韌性。聚焦制度對接，拓展開放領域的深度，積極推進加入CPTPP、DEPA等進程，參與全球經貿規則重塑。通過提升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水平，打破制度性壁壘，降低交易成本，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爭取更大話語權。
重點突出服務業擴大開放，探索新興領域開放。目前，我國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實現“清零”，電信、醫療、教育等服務領域將進一步擴大開放。服務業開放不僅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能吸引更多高質量外資。數字經濟、綠色低碳轉型領域已成為全球競爭的新高地。這些新興領域開放潛力巨大，應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支持，培育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新增長點。2024年，我國數字貿易保持良好增長勢頭，綠色低碳產品出口表現亮眼，節能環保家電、再生纖維紡織服裝等綠色產品在國際市場廣受歡迎。
第三，打造高能級對外開放合作平臺。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離不開對外開放平臺的能級躍升。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多層次、功能化、國際化的方向加快布局，推進高能級對外開放合作平臺建設。以自貿試驗區和海南自貿港為代表的高能級開放平臺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重要窗口，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引領區域協同開放和完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推動平臺布局從沿海領先向東西協同延伸，增強內生動力。我國已初步形成沿海引領、內陸跟進、口岸突破的多層級平臺體系。沿海地區加快打造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等標桿性平臺，內陸地區則不斷強化通道型、樞紐型、產業型平臺建設，依托中歐班列、陸港型國家物流樞紐培育開放新高地，呈現從通道開放向制度開放、功能開放的躍升趨勢。高能級開放平臺的關鍵不在于物理空間擴張，而在于規則、標準、治理體系等制度創新的集成突破。近年來，上海、廣東、浙江等地在自貿試驗區探索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證照分離”、營商環境評估及優化提升等舉措取得顯著成效。西安、成都、重慶等內陸城市在跨境電商、智慧物流、產業園區協同等方面推進制度改革，激發內陸平臺跨境資源配置能力。
聚焦產業功能升級，實現平臺與產業融合賦能。高能級開放平臺不僅是政策創新的高地，而且是產業集聚的重要載體。近年來，圍繞高端制造、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多個開放平臺通過“鏈式招商”“抱團出海”等方式，形成全球布局的產業鏈供應鏈網絡，提升平臺競爭力和發展韌性。以西安國際港務區為例，已聚集跨境電商、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車等多個出口導向型產業集群，疊加西安綜合保稅區、陸港型國家物流樞紐等的政策優勢，實現產業、通道、平臺的深度耦合。山東、浙江等地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地方經貿合作示范區等也在構建“買全球、賣全球”的現代流通體系中實現能級躍升。
積極參與全球經貿規則重構，增強平臺國際影響力。隨著RCEP深入實施、加入CPTPP和DEPA進程穩步推進，高能級開放平臺應在規則談判、技術標準、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加強制度對接，提升制度兼容性與國際通用性，并在數字貿易、綠色低碳、知識產權等新興議題規則制定中發揮引領作用，提升我國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的制度話語權。
發揮高能級開放平臺引領作用，增強制度創新集成效能。更好發揮自貿試驗區制度創新“試驗田”作用，賦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權，在投資準入、跨境金融、數據跨境流動等前沿領域先行先試，形成更多可復制推廣的制度經驗。加快推進海南自貿港建設，探索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制度集成創新，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開放型經濟新高地。推動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保稅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平臺協同發展，形成優勢互補的開放格局。進一步提升平臺國際化水平，擴大與金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貿合作，打造聯通全球的樞紐。發揮高能級平臺的試驗優勢、集成優勢和示范優勢，為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注入持久動力。
第四，實現開放與安全的動態平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越是開放越要重視安全，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增強自身競爭能力、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在健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過程中，如何正確處理開放與安全的關系，是一道必須答好的戰略性重大課題。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推動發展的必然要求，安全是確保開放得以持續和穩定推進的前提。把握好二者之間的關系，實現開放與安全的平衡，才能既有效擴大對外開放，又注重防范應對外部風險挑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有機統一。
從實踐看，我國對外開放已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不僅關注商品、要素自由流動的便利化，而且注重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層面的銜接與創新。這意味著，對外開放中的安全問題不僅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安全，更涉及經濟金融、產業鏈供應鏈、數據安全等多個領域，范圍更廣、層次更高、挑戰更復雜。
金融安全是統籌開放與安全的重點領域。隨著我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顯著提升，外部沖擊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傳導效應日益明顯。對此，需健全宏觀審慎管理和風險預防體系，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測與預警機制，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
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是確保經濟安全、國家安全的根基。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部分產業鏈的關鍵環節面臨“卡脖子”和外部封鎖的風險。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升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能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國內生產供應體系，持續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布局，避免對單一市場或單一環節過度依賴，與更多國家建立穩定、可靠、可持續的產業合作網絡。
數據安全是新興領域風險防范的重點。在數字經濟和跨境數據流動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數據已成為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源。《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對數據確權、流通和安全提出明確要求，為在開放中守護數據安全提供了制度依據。要積極參與跨境數據流動規則制定，提升在全球數字治理中的話語權，健全重點領域數據安全保障制度，加強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保護，推動建立既能保障安全又能促進流動的數字治理體系。
明確路徑與舉措
面對國際局勢的新變化和國內發展的新要求，需在制度和實踐層面探索出切實可行的路徑與舉措，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更加健全。
提升制度供給質量，更大力度優化營商環境。堅持以制度創新為重點任務，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環境標準、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推動國內制度與國際通行規則對接。扎實推進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的壓力測試，在跨境數據流動、服務貿易負面清單管理、綠色低碳產品貿易等方面先行先試，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創新成果。積極推動加入CPTPP和DEPA進程，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制度對接，在全球經貿規則制定中發揮更大作用。通過制度供給的系統升級，為企業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增強外資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和預期。同時，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升政府治理和服務效能，營造穩定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推動電信、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強化知識產權全鏈條保護，提升跨境維權能力。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充分釋放市場潛力，促進中外企業互利共贏。
促進貿易投資高質量發展，拓展國際市場新空間。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積極發展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加快培育外貿新業態新模式，把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支持企業開展內外貿一體化經營，推動產品同線同標同質，促進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提升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水平，支持企業利用數字平臺拓展國際市場。深化外貿、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和保障境外投資的法律、政策和服務體系，提高“走出去”企業合規經營和風險防控能力。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推動重大外資項目落地實施，加強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合作，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通過貿易和投資“雙輪驅動”，不斷拓展開放型經濟發展新空間。
堅持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協同共進，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統籌推進科技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發揮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領域優勢，推動形成開放合作、互利共贏的科技創新體系。探索人才、資本、數據等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打造國際創新資源開放合作平臺，提升全球創新資源整合能力，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將開放紅利轉化為發展動能。
健全開放安全保障體系，統籌發展和安全。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保障體系，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完善外資安全審查，健全貿易救濟和產業損害預警體系，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健全海外利益保護和風險防控體系，提高企業“走出去”的安全保障能力。強化針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和風險預警，織密織牢開放安全網。堅持共同安全理念，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安全合作，在合作共贏中實現更高水平安全。（趙忠秀 作者系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
信息來源：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