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在《致海倫》中說：“光榮屬于希臘，偉大屬于羅馬。”古希臘文化在宗教、神話、哲學、文學藝術及科學等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礎。恩格斯指出：“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在8-10世紀的阿拉伯知識界，古希臘哲學的理性精神和古希臘醫學的實用性受到了追捧，成為阿拉伯歷史上的“言必稱希臘”時代。14-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打的就是復興古典文化的旗幟，“言必稱希臘”之風盛極一時，雖矯正與恢復了被中世紀閹割了的古希臘文化，但本質上是用古希臘的舊瓶裝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新酒。在“言必稱希臘”的基礎上，西方近代思想界的學者建構了以啟蒙主義為特征的新文化。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毛澤東早年曾有過濃厚的“希臘”情結。他早年接觸了古希臘文化，閱讀了古希臘羅馬文學作品和近代西方著作，組織了“斯巴達俱樂部”等團體，進行艱苦的“斯巴達式”的意志和耐力訓練。他的眼界是開闊的，主張“觀西洋史，當注意中西之比較，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也”。他曾同羅章龍討論把湖南改造成像斯巴達、普魯士那樣的中國先進地區。十月革命后，毛澤東心中的“希臘”想象，從斯巴達、普魯士轉向了蘇俄。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周世釗信中提出組織游俄隊的建議。
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之后，不少學者文人對之頂禮膜拜，達到了“言必稱希臘”的地步。在抗戰時期的理論界和文化界，還存在忽視和脫離實際的傾向，以外國人的結論作為判斷中國問題的出發點。
在1938年10月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談到了“希臘”一詞。他強調“不是單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黨內一些人“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的“言必稱希臘”的錯誤做法。
毛澤東兩次講話中談到的“希臘”，指的是廣義的外國文化，并非單純的歐美的西方文化或蘇聯或共產國際的理論、模式和指示。批評“言必稱希臘”針對的首先是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的非馬列主義者和非共產黨員，主要指的是近代以來的留學生，“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因”，具有反對全盤西化的意思。
為構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戰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認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在1942年2月的《反對黨八股》講演中，毛澤東強調“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毛澤東在1956年《論十大關系》中發出“向外國學習”的號召：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在1964年9月的一封信中，毛澤東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形成具有民族性、時代性特點的中華民族新文化建設指導思想。毛澤東對“言必稱希臘”的批評和如何正確學習“希臘”的觀點，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待西方文化、蘇聯和共產國際經驗中國化的深入思考。
面對外國的先進事物和優秀文化，做到“言必稱希臘”不難，但要結合自身具體實際情況進行吸收和改造的制度創新、思想創新、文化創新，卻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就是要堅定文化自信。（何立波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文理學院教授）（北京日報）
信息來源：人民網
